硕士课程到次年的6月份就结束了，之后的三个月用来写论文。那个时候我基本决定留下来继续读博士了。老武也打算留下来读博士，尽管他对经济学其实毫无兴趣。留下来，只是因为他不想回国。大概是因为要延签证，老武需要国内原单位的证明。起初老武是不想让单位知道自己的想法的，但是最后事情还是捅了出去，让单位的领导很不高兴。老武在国内的同事也劝他回去，说回去最多再两年，也就升了副处。可是说起这事的时候，老武苦笑地对我说：“升了副处，然后又怎么样呢？”说得多了，他开始说起了呆在机关单位的种种经历和感慨。我无言以对，就只有看着他，一个在国内有房有车的科级干部。
几经周折，老武还是决定留在英国，断了原单位的退路。但是小敏不愿意在英国再呆下去了。在国内她是一个有高级职称的会计师，在国外她什么都不是。老武的硕士学业结束之后，小敏就回国去了。但是因为她在出国前不得不办了辞职，所以她只好重新找工作。
新的学年开始了，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分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开始新的学业。老武却没有马上注册，说是想再等一个学期。小敏走了之后，他搬到了学校的单人宿舍。之前英国政府的奖学金在硕士结束之后就停了，要继续读书的话，就只有自己掏钱。那个时候他找了中介公司，开始打工。有活干的时候，他就和工友一起，坐中介公司的车，去这间或者那间工厂里搬东西。纯体力活，从早干到晚。干完一个星期，去中介那里领钱。我没有去工厂看过，不知道到底会多累。倒是有一次老武跟我说他领钱的时候，发现工资单上少了两英镑，他就问工友为什么，工友坏笑着叫他去找中介公司。他找了中介公司才知道原来钱是被中介莫名其妙地克扣了。他和中介争执了一番，对方才很不情愿的把钱退给了他。
有的时候我会在系里的电脑房里碰见他。大多数的时候他都在电脑前关心自己在国内买的股票。那一段时间国内的股市也很不景气，让他对国内的各种金融政策很有微词。当他说的时候，其实更像是我在听课。他像是一个标本，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我那个年纪在国内看不到的东西。
又过了一段，大约是02年初的时候，小敏在国内找到了工作，在重庆的一间外资企业继续当会计。那个时候老武还是处在一种漂浮不定的状态，没有在学校注册，也没有工作，小敏就开始催老武回去。老武考虑再三，最后决定离开英国。只是他还是不想回国，而是想去加拿大，因为他有一个朋友在那里开了间公司。
我有时会去老武的房间找老武聊天。说起他在加拿大的朋友，才知道原来两个人从前在国内的时候是合作过的。老武在海南曾经有过一段下海的经历，和朋友一起搞了条船，做了一段船务的生意，后来分道扬镳，老武去了另一个单位继续当公务员，而他朋友则做起了别的生意。没想到道越分越远，一个去了加拿大，一个则来了英国。我说：“去加拿大也不错啊，好歹也是一份工作。”老武苦笑了一下：“心理上的感觉是不同的，从前大家是合伙人，现在一个成了另一个的老板。”我又是无言以对。
聊得多了，老武就说起了更久以前的事。他大学的时候是班上年纪最小的，按他的话说，不知道怎么混着混着就过了三十了。他说他是八九年毕业的，原本是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后来他参加了那年的运动。运动之后，学校让他和另外两个学生去找那些还没归校的学生。人没找到，其中一个却在回校的路上捡到个钢盔，带了回去玩。事情后来闹大了，原本都要留在北京的一班人都去了天涯海角，他去了海南。在海南的日子里，他做着和大学专业完全无关的事情，跟着人吃吃喝喝。过了几年，摸到点门道，下海，开公司，最后又转去了似乎更不错的政府部门，一直到出国。
我在老武的那个小房间里，听着老武的说着自己从前的事，一次次无言以对。
大概是02年的夏天，老武去了加拿大。我已经忘了是怎么和他道别的，忘了有没有送他去车站。人在国外就是这样的，一拨人来了，又走了；朋友聚了，又散了。
老武去加拿大后没怎么给我写过信。我只是从他在英国的导师那里辗转知道他对加拿大似乎也不满意，说是那里政府工作效率太低，工作又太难找。一份工厂的小工，申请的人都会排成长队。大概他在那里又呆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回国了。
我来美国之后，老武给我写过一封信，说了些祝福的话。我回信，他没有再回，也就无从知道他的近况。偶尔想到他的时候，我脑子里总是会有几个不同的形象。我会想到那个在凌晨最黑暗的时候和别人一起蜷缩在广场边巷道里躲子弹的大学生老武；那个命运骤然改变刚刚来到海南的老武；那个见面笑脸相迎，懂得进退应对的科长老武；那个面对经济学惶恐不知所措的老武；那个在英国工厂里扛着包袱，为了两英镑和人争执的老武。这些形象单独呈现，我很难把它们叠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