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地地道道的反人类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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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来负责。
　　一、蓝衣社别动队的初步行动（1934年—1937年）
1、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2、“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
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

　　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2、“新江西模式”。
全面占领苏区后，国民党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

前别动队人员刘操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有几万人。

别动队还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苏区成年男女都必须进夜校，参加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成年男女进民众夜校后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必须在别动队指挥下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
“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

　　《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 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二、别动队在大别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反动派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彻底“消灭”红军，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敌人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敌人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敌人肆意屠杀苏区人民，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敌人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敌人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

敌人起初杀人以人头计数报功请赏，后因杀人如麻，改以耳朵计数。残杀苏区人民的刽子手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了
。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据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敌人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于都的国民党联保主任舒育民将苏区干部尹清连逮捕后，对尹施以火烧、灌水、电刑、棉花塞口、四肢钉在树上等酷刑，最后，又用刀将其割成4块，投入河中。于都水头区大恶霸邱润璜对红军战士朱昌隆连续用了2天2夜的毒刑后，又将朱昌隆捆在饭甑里活活蒸死。石城县丰山区的反革命分子周寿松捉住区委书记廖祖贻后，将其双脚砍掉，眼睛挖掉，折磨致死。新坊乡互济会主任温辉煌被捕后，敌人先割下他的耳朵，强迫他吃掉，尔后，又一刀一刀将他割死。

反动派和豪绅地主对苏区人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抢掠焚烧。据不完全统计，兴国县烧毁房屋16461间，抢走稻谷23500担、耕牛7274头，猪9274头、衣服53048件，被帐15682床、食油201052斤、农具98425件、银洋107349元；宁都县烧毁民房24592间，抢走粮食28557担、银洋86520无、耕牛2361头，夺走土地86542亩；石城县被夺走的粮食7395担、耕牛618头、银洋231755元；上犹县被夺走粮食30820担、农具3270件、银洋10662元，焚烧民房243间，其中清湖圩就有80多间店房和20多间民房全部被烧光；会昌县被抢去粮食3492担、耕牛674头、银洋4956元，农具22844件，焚烧、拆毁房屋1293间；瑞金县城、安治、陶朱等地被毁民房1500余栋、武阳、瑞林被烧毁民房5000多栋，黄柏有408户被抢光。
昔日繁荣的农村和墟镇，一时变成了瓦砾成堆、断壁残垣、血泪斑斑的废墟。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被某些人津津乐道的蒋某人从其当政时到溃退台湾，一直在4亿多徘徊。除去抗战期间被日寇杀害和牺牲的3500万人不算，被蒋政权屠杀和瘟疫、旱涝、饥饿等原因死亡的人口达几亿人之多。蒋时代，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淹死89万人，数千万难民；红军长征后的3年时间里，仅中央苏区被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达80多万人；南京雨花台上被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20多万，其中有的还是孕妇……。蒋政权屠杀时，连几岁的孩子，像小萝卜头、杨虎城的小女儿也不放过。蒋政权杀人手段和日本鬼子一样残忍，像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孙炳文在龙华被腰斩。腰斩酷刑在清朝雍正皇帝起被禁止，却未曾想到又被蒋政权用来屠杀共产党人。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赵世炎被砍头。国民党刽子手将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按倒，以乱刀将他砍死。丧心病狂的刽子手杀害张叔平烈士时，用八寸长的铁钉将其双手钉在墙上,又用两枚长钉穿过他的脚心深深钉入土中，使他流血而死。广州起义时，女战士游曦等人被脱光衣服示众，割掉乳房，尸体砍成几断。被枪杀的女学生被扒光，下身插入树枝（有当时留下的照片为证）。
1927年5月26日，沅陵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员、县妇女协会副会长姚鉴雪不幸落入敌手。敌人连夜对她毒刑拷打，但她坚贞不屈。第二天敌人的军事法庭判处她砍头极刑，随即押往沅陵县城东关余家桥河坪。在赴刑场途中，她昂首挺胸挺胸，神态自若，高呼口号。姚鉴雪牺牲后，敌人剥光她的衣裤裸尸示众。但残暴的敌人仍不解恨，为了泄恨，反动派指使刽子手割去姚鉴雪的两只乳房并在她小腹两侧各刺一刀，最后把一根木棍插进她的阴道。曾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的李硕勋在海口被捕，受刑被打断双腿用箩筐抬出去枪杀。蔡和森烈士四肢被钉在木板上，胸膛用刀捅烂。蔡会文烈士身负重伤被俘后坚贞不屈，被国民党兵按住，割断喉咙而牺牲。在老蒋的老家附近的明山地区，年青的女共产党员李敏被捕后，被国民党士兵刺了27刀牺牲，和她一起牺牲的同志被刺30多刀。共产党员的区长徐婴牺牲后还被丧心病狂的国民党顽匪剖尸挖心。陆定一的原配夫人唐义贞烈士，被凶残的敌人破开肚子，倒地挣扎痛苦不堪而死，嘴里都是泥巴。朱德的夫人伍若兰，被捕后，敌人切开她的肚子，她牺牲后，还砍下她的头颅挂在赣州城门上示众。与刘少奇为同学的谢文卿烈士等人，被国民党匪徒塞进装有石灰的麻袋后，用刺刀活活刺死。
1948年，在雨花台，卢志英烈士被国民党特务用毛巾堵住嘴巴，用木棍打昏后活埋。
1947年，朱念群等三位共产党人，被白公馆的特务用美国制造的电椅处死，结果一人死亡，两人并未断气，国民党特务刽子手杨进兴说了一句:美国造的鸡巴玩意儿也不一定好用
国民党军队制造的惨案：马家沟惨案
　　1947年农历七月至八月，国民党军队进占平度后，白埠、蓼兰、吴庄、门村、田庄等地的地主还乡团盘踞在马家沟，一个多月的时间，杀害革命干部和翻身农民400余人（“烟台沟”100人左右，西大湾300余人）。其残暴手段：水淹、活埋、矛枪穿、铡刀铡、火烧、香触、枪杀，惨不忍睹。当时尸体遍野，“烟台沟”内充满尸体，堵住水流。
新河惨案
1947年,平度西北乡辛安、张舍、灰埠、官庄、新河等地的地主还乡团400多人，盘踞新河村。自农历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二日，仅20天时间，以大刀砍、扎枪穿、石头砸、铁锨劈、枪杀等惨毒手段，残杀革命干部及翻身农民470余人。有的被“大卸八块”；有的哺乳婴儿爬到被杀的母亲身边，竟被活活摔死；潍南一批烈、军属转移回乡，路经新河被抓，集体遭枪杀。杀人疯狂时，胶河水一片血红，新河大桥西头尸体连片，野狗争食，行人欲断。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陈长捷在长城一带制造对内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杀事件，叫伊盟事件，又称“三&S226;二六”事件。驻东胜的国民党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第26师师长何文鼎等，顽固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政策，无休止地敲诈勒索，掠夺牲畜、财物，排挤抗日的蒙古族武装，扣发蒙古保安队官兵粮饷，对蒙汉人民实行血腥统治。又以解决伊盟驻军粮食为名，强垦蒙古族牧地，终于酿成“三&S226;二六”事件。事件发生后，陈、何军队对起义军民进行血腥镇压，烧杀抢掠甚于土匪，暴行震动全国。被杀害的非共产党人,也不计其数，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被蒋亲自下令秘密枪杀，国母宋庆龄气愤至极当面骂蒋。浙江大学教授费凡在报刊上撰文痛斥蒋实行法西斯独裁，蒋恨之入骨，下令将其秘密绑架，关进白公馆集中营，后被枪杀，尸体抛入镪水池中毁掉。被暗杀的民主人士有史量才、杨杏佛、李公仆、闻一多……。黄炎培的大儿子(并非是共产党员)在上海解放前夜，被国民党特务活埋。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非共产党员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被押出白公馆牢房，夫妇俩同戴一副手铐... [内容过长，已截断]

蒋介石是地地道道的反人类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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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来负责。
　　一、蓝衣社别动队的初步行动（1934年—1937年）
1、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2、“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
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

　　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2、“新江西模式”。
全面占领苏区后，国民党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

前别动队人员刘操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有几万人。

别动队还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苏区成年男女都必须进夜校，参加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成年男女进民众夜校后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必须在别动队指挥下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

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
“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

　　《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 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二、别动队在大别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反动派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彻底“消灭”红军，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敌人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敌人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敌人肆意屠杀苏区人民，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敌人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敌人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

敌人起初杀人以人头计数报功请赏，后因杀人如麻，改以耳朵计数。残杀苏区人民的刽子手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了
。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据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敌人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于都的国民党联保主任舒育民将苏区干部尹清连逮捕后，对尹施以火烧、灌水、电刑、棉花塞口、四肢钉在树上等酷刑，最后，又用刀将其割成4块，投入河中。于都水头区大恶霸邱润璜对红军战士朱昌隆连续用了2天2夜的毒刑后，又将朱昌隆捆在饭甑里活活蒸死。石城县丰山区的反革命分子周寿松捉住区委书记廖祖贻后，将其双脚砍掉，眼睛挖掉，折磨致死。新坊乡互济会主任温辉煌被捕后，敌人先割下他的耳朵，强迫他吃掉，尔后，又一刀一刀将他割死。

反动派和豪绅地主对苏区人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抢掠焚烧。据不完全统计，兴国县烧毁房屋16461间，抢走稻谷23500担、耕牛7274头，猪9274头、衣服53048件，被帐15682床、食油201052斤、农具98425件、银洋107349元；宁都县烧毁民房24592间，抢走粮食28557担、银洋86520无、耕牛2361头，夺走土地86542亩；石城县被夺走的粮食7395担、耕牛618头、银洋231755元；上犹县被夺走粮食30820担、农具3270件、银洋10662元，焚烧民房243间，其中清湖圩就有80多间店房和20多间民房全部被烧光；会昌县被抢去粮食3492担、耕牛674头、银洋4956元，农具22844件，焚烧、拆毁房屋1293间；瑞金县城、安治、陶朱等地被毁民房1500余栋、武阳、瑞林被烧毁民房5000多栋，黄柏有408户被抢光。
昔日繁荣的农村和墟镇，一时变成了瓦砾成堆、断壁残垣、血泪斑斑的废墟。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被某些人津津乐道的蒋某人从其当政时到溃退台湾，一直在4亿多徘徊。除去抗战期间被日寇杀害和牺牲的3500万人不算，被蒋政权屠杀和瘟疫、旱涝、饥饿等原因死亡的人口达几亿人之多。蒋时代，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淹死89万人，数千万难民；红军长征后的3年时间里，仅中央苏区被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达80多万人；南京雨花台上被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20多万，其中有的还是孕妇……。蒋政权屠杀时，连几岁的孩子，像小萝卜头、杨虎城的小女儿也不放过。蒋政权杀人手段和日本鬼子一样残忍，像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孙炳文在龙华被腰斩。腰斩酷刑在清朝雍正皇帝起被禁止，却未曾想到又被蒋政权用来屠杀共产党人。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赵世炎被砍头。国民党刽子手将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按倒，以乱刀将他砍死。丧心病狂的刽子手杀害张叔平烈士时，用八寸长的铁钉将其双手钉在墙上,又用两枚长钉穿过他的脚心深深钉入土中，使他流血而死。广州起义时，女战士游曦等人被脱光衣服示众，割掉乳房，尸体砍成几断。被枪杀的女学生被扒光，下身插入树枝（有当时留下的照片为证）。
1927年5月26日，沅陵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员、县妇女协会副会长姚鉴雪不幸落入敌手。敌人连夜对她毒刑拷打，但她坚贞不屈。第二天敌人的军事法庭判处她砍头极刑，随即押往沅陵县城东关余家桥河坪。在赴刑场途中，她昂首挺胸挺胸，神态自若，高呼口号。姚鉴雪牺牲后，敌人剥光她的衣裤裸尸示众。但残暴的敌人仍不解恨，为了泄恨，反动派指使刽子手割去姚鉴雪的两只乳房并在她小腹两侧各刺一刀，最后把一根木棍插进她的阴道。曾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的李硕勋在海口被捕，受刑被打断双腿用箩筐抬出去枪杀。蔡和森烈士四肢被钉在木板上，胸膛用刀捅烂。蔡会文烈士身负重伤被俘后坚贞不屈，被国民党兵按住，割断喉咙而牺牲。在老蒋的老家附近的明山地区，年青的女共产党员李敏被捕后，被国民党士兵刺了27刀牺牲，和她一起牺牲的同志被刺30多刀。共产党员的区长徐婴牺牲后还被丧心病狂的国民党顽匪剖尸挖心。陆定一的原配夫人唐义贞烈士，被凶残的敌人破开肚子，倒地挣扎痛苦不堪而死，嘴里都是泥巴。朱德的夫人伍若兰，被捕后，敌人切开她的肚子，她牺牲后，还砍下她的头颅挂在赣州城门上示众。与刘少奇为同学的谢文卿烈士等人，被国民党匪徒塞进装有石灰的麻袋后，用刺刀活活刺死。
1948年，在雨花台，卢志英烈士被国民党特务用毛巾堵住嘴巴，用木棍打昏后活埋。
1947年，朱念群等三位共产党人，被白公馆的特务用美国制造的电椅处死，结果一人死亡，两人并未断气，国民党特务刽子手杨进兴说了一句:美国造的鸡巴玩意儿也不一定好用
国民党军队制造的惨案：马家沟惨案
　　1947年农历七月至八月，国民党军队进占平度后，白埠、蓼兰、吴庄、门村、田庄等地的地主还乡团盘踞在马家沟，一个多月的时间，杀害革命干部和翻身农民400余人（“烟台沟”100人左右，西大湾300余人）。其残暴手段：水淹、活埋、矛枪穿、铡刀铡、火烧、香触、枪杀，惨不忍睹。当时尸体遍野，“烟台沟”内充满尸体，堵住水流。
新河惨案
1947年,平度西北乡辛安、张舍、灰埠、官庄、新河等地的地主还乡团400多人，盘踞新河村。自农历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二日，仅20天时间，以大刀砍、扎枪穿、石头砸、铁锨劈、枪杀等惨毒手段，残杀革命干部及翻身农民470余人。有的被“大卸八块”；有的哺乳婴儿爬到被杀的母亲身边，竟被活活摔死；潍南一批烈、军属转移回乡，路经新河被抓，集体遭枪杀。杀人疯狂时，胶河水一片血红，新河大桥西头尸体连片，野狗争食，行人欲断。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陈长捷在长城一带制造对内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杀事件，叫伊盟事件，又称“三&S226;二六”事件。驻东胜的国民党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第26师师长何文鼎等，顽固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政策，无休止地敲诈勒索，掠夺牲畜、财物，排挤抗日的蒙古族武装，扣发蒙古保安队官兵粮饷，对蒙汉人民实行血腥统治。又以解决伊盟驻军粮食为名，强垦蒙古族牧地，终于酿成“三&S226;二六”事件。事件发生后，陈、何军队对起义军民进行血腥镇压，烧杀抢掠甚于土匪，暴行震动全国。被杀害的非共产党人,也不计其数，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被蒋亲自下令秘密枪杀，国母宋庆龄气愤至极当面骂蒋。浙江大学教授费凡在报刊上撰文痛斥蒋实行法西斯独裁，蒋恨之入骨，下令将其秘密绑架，关进白公馆集中营，后被枪杀，尸体抛入镪水池中毁掉。被暗杀的民主人士有史量才、杨杏佛、李公仆、闻一多……。黄炎培的大儿子(并非是共产党员)在上海解放前夜，被国民党特务活埋。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非共产党员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被押出白公馆牢房，夫妇俩同戴一副手铐... [内容过长，已截断]